《博览群书》第一期中颇有佳作，而最使我深切触动、有感于怀者，是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之《中日关系之我观》和与刊发此文相关的常大林先生与竹内实先生之通信二件。
竹内实先生的文章是去年１１月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；竹内先生用汉语发言，故文章亦为上好的中文。
竹内实先生讲的是古代。至于近代，则由大林在互致信函中很正确地补充进去了：“中国人也不应忘记，在许多方面，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，日本也是中国人的老师。”
这些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事；但是在今天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一种紧张的空气的时候，这些极平实的事和话，竟格外使我觉得是一股清凉剂，有一种久违了的“亲切感”。我自从老病退休以来，早已“淡出”了令人神经紧张的“国际问题”领域的研究，而日益觉得文化、包括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弥足珍贵；或许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希望所在终当寓于恒久的、持续的文化繁荣和沟通，而不在于在时空中一时?即使是在很长的时段中?的政治冲突和利益争斗。这是不是也包含在竹内先生所说的“底层”里呢？
文化与政治，哪个更具有历史韧性呢？讨论这类问题或被讥为蹈空之论。但这是我的一个信而不疑的理念。
读了这两篇文字，不由得想到我平生结识过的为数很少的日本朋友。姑举二事：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受遣随李一氓同志在维也纳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，同在一起的有一位来往颇为密切的日本朋友――西园寺公一。他大约与氓公同龄，我属他们的晚辈。西公是日本声望甚隆的贵胄后裔，我们的老一辈如廖承志等都与他相熟。那时在那个国际组织中谈的问题离不开“战争与和平”一类话题。我们的办公室与西公毗邻，氓公与他谈的却都是朋友间的话；我是“小青年”，只有旁听的份儿，但十分欣赏那种友邻间的友睦的气氛。氓公是很超脱的人，西公也是文人气质，彼此撇开时下的严肃而索然无味的话题，很自如地谈文物、风习、书画、美食……我粗浅地感到，中日战争结束虽已十年，政治关系依然紧张，人民之间却在无形的链条的连结中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谊。后来，西公蛰居北京很久，住在我们同一大院里，经常见面。我同他差着“辈份”，个人交往不多，但总把他和他的家人看作东邻好友。政府之间的关系之外，人民间的相通的常情常理，本更是天赋的。西公回国后在垂暮之年还不止一次携同夫人、子女来北京看望老友。
转眼二十多年后，联合国一项决议，把１９８６年定为“国际和平年”，决定要搞一个关于“国际和平”的文件，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准备一个草稿，委托设在日本的“联合国大学”组成一个“专家委员会”修订、定稿。我不知何故作为这个“专家委员会”的成员去了日本。大学校长自然是日本人，一位很儒雅的学者。与会还有英国、奥地利、法国、德国的十多人。日本方面除校长作为主席外还有一位日本的哲学教授。总之，大家都是“文化人”，没有一个“政治活动家”。开会“审订”文件草稿，都是文质彬彬的，没有相持不下的情况，因为都是为了“和平的理念”。有时对某个概念和提法发生歧异，彼此也客客气气，既无疾言厉色，更无尖酸刻薄，终于求同存异，圆满结束。会后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公推大学校长、英国学者和我代表委员会出席；讲的都是“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”一类的吉祥话：祈盼世界永无战争、世代和平。
我忘记了我是在开会时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康德的“永久和平论”，引起了那位日本同行的兴趣，会后与我谈了很长时间的康德，颇有共同语言，他送了我一篇他写的关于“永久和平”已译为英文的论文，使我有遇到了知音的感觉。
临别前，校长专门请我一个人吃晚饭，只我们两个人，他穿了“和服”，一切按日式规矩。他说，“联合国大学”的唯一宗旨就是致力于“永世和平”；至于中日两国和人民，他和我都说要“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；这在当时是我们这两家邻居常说的话。真十分抱歉，这位大学校长和那位哲学家的名字，我竟已忘得一干二净，实在不应该。
读了竹内实先生的文和常大林先生的信，使我想起这些点滴往事；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交谈的事又多又深，应该体现出一种“超越”的精神和胸襟。
我性喜联想，于是接着想到宋人陆九渊的一段话：“东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西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南海、北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千百年之上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”象山先生真可算是超越时空而大其心了。其实说的不过是人类本有的常理；只不过现实中世事纷扰，把常理打得粉碎了，必待“有圣人出焉”而后才能“此心同，此理同”。难哉?
此系闲话，最后仍要回到竹内的文章和大林的信上来，并用大林的最后一句话结此杂感：“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、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。”说得好，“内心和平”是一境界，却又是常人所难企及的，奈何！奈何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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